《IDEAT理想家》3月刊｜专访Richard Hutten

Richard Hutten，荷兰设计师，1991年毕业于埃因霍芬设计学院，同年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1993年加入Droog Design，并成为其重要的核心成员。作为一位充满 欢乐与创新的革新者, Richard Hutten对于设计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定位：“传统的设计是解决问题,但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尽可能地创造可能。”

尽管相比20多年前Droog时代的风起云涌, 不那么热衷于自我宣传、曝光媒体的 Richard Hutten 已经低调了许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设计行业内的活跃度降低了——如今,他只是玩得更专注罢了。玩围棋,玩摄影, 玩艺术,玩设计......在这位秉承了埃因霍温设计学院创作衣钵的荷兰设计师眼中,“Play”是一种通达的方法论, 它具有将生活中的一切腐朽化为神奇想象的功能。事实上,Hutten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Johan Huizinga 所撰写的《游戏的人》这个标题(当然也 包括书中的内容)倒是正好可以拿来定义这个对“游于艺”乐此不疲的顽童——将创作玩成一种文化,还有比这更有趣的事可做吗?而他最近为造作带来的新作“朱雀”又会玩出什么花来?我们将拭目以待。

采访撰文 Simone Chen / 采访整理 魏艺

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你一向非常谨慎、挑剔。那么,除了好友 Luca Nichetto的引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促使你决定接受这次与造作之间的合作呢？

我的客户为数不少,他们总是期待获得更多的设计,这便导致了我眼下正在同时忙着20个项目。所以,对于新客户,我确实很“挑”。在与造作的合作上,Luca 是一个原因——相比陌生人, 如果是一个朋友致电给我,我肯定会聆听得更加仔细。而另一方面,造作本身的故事就很精彩。Luca令我相信,造作同我一样,具有很大的野心; 我们都认为它将成为中国第一家以设计作为驱动力的家具公司。中国是当下世界最激动人心的所在,有太多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我并不想以拙劣的项目来进入中国市场,这是为什么我先前会拒绝来自某些中国公司的合作提议,因为我希望同严谨的客户一起来完成好的项目。

通常,让你拒绝合作的理由会是什么？

首先,是一种直觉。其次,假如我不清楚对方是否具备完成优秀项目所需的实力与野心。换言之,拥有好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要知道我最缺少的就是时间,所以我想把它花在那些有野心推进产业的合作伙伴身上。令我感兴趣的不只是挣钱,更重要的是能否与合作伙伴建立 起长期合作的关系。相较于短期项目,我更想要做的是同客户合作,一起开发、协调、建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是真正重要的。

从商业模式到品牌形象,造作在中国家具设计行业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带有强烈互联网思维的先河。合作前,你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然。现在的造作是一个结合线上与线下销售的公司,虽然最初的想法是仅停留在线上,但我认为,像目前这样保持线上与线下的联动性才是聪明的转变。最终,就核心产品或是业务而言,人们仍然还是会想要触碰和感受到它们, 毕竟并非一切都能通过线上来完成。这是个有趣的策略——人们依旧可以通过线上商店点击购买,但他们也可以前往实体店来获得产品体验。自互联网出现伊始,我的很多欧洲客户就一直苦苦挣扎于各自的线上业务中。

挣扎的原因是？

在线业务在当时是全新的,而制造商一直习惯于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用某些特定的方式来开展业务。大部分的制造商都有自己的零售商,但零售商并不愿同供应商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假如供应商开始通过自己的网站进行售卖,那么,零售商就会开始抱怨。从老派的线下业务转变到线上业务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你会和你的已有客户产生矛盾。而造作是从零开始的,他们同时还建立了一种在我看来相当合理的商业模式。

从1993 年作为Droog Design的一员亮相米兰至今,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比如,社会语境又或是设计师的工作环境。你如何看待当今科技变革下的设计界?你会试着让自己去适应那些变化吗？

我的办公室就是手机与笔记本电脑所在之处, 这也许算是一种适应状态吧。除此之外,我不做PR,不设网站。需要售卖那些产品的是我的客户,而不是我,虽然我也会在推广活动中协助他们。我的工作室需要做的是将每个初步设计数字化,这个过程要用到的主要工具是电脑,可我并不擅长使用它,所幸工作室里的小伙伴们对此无所不知。通常,我会手绘草图,然后交给我的助手,由他们来执行进一步的数字化处理。这种做法相当便利,接下来需要的仅仅是一些懂得如何为本土市场从事生产的制造商...... 今天,设计师的工作变得愈加复杂,因为我们不仅要进行产品开发,设计出让机器运作的程序, 同时还必须制作出原型和产品。于是,设计需要提供的服务变得愈加庞大,而设计师的责任也变得更为重大。

所以,基本上是由你来给出最初的概念或想法,然后由助手借助科技手段来实现它们？

想法看上去简单,但是想法的获取却并不简单。在拿到委托后,你要找到一个起始点。完成一个设计少不了最初的思考过程。而我首先考虑的是语境:我为谁设计?我在设计什么?问题是什么?......我常常会就问题而提出问题,甚至重新修改客户的委托。在我看来,这个思考过程就像是在定义,为游戏设定规则。当所有的人都清楚规则时,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起玩了。从最初的概念或想法到产品,这整个过程就仿佛一场游戏 ;当然,这期间不乏为了找寻谬误而必须经历的实验,而我们也需要通过犯错来找到正确的方式。正是这样的过程使我们从现在的位置得以走近必须到达的目标地。

修改委托是为了让它更合理吗？

我不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客户的委托,而是会真正地去仔细研究它,这也是思考过程的一部分。从思考出发,然后开始在语境与需求上展开调查研究。以造作为例,我们也就中国人的居住状态做了一些研究。由于很多人住在小公寓里,所以我们要开发的产品不但要有功能性,还要显得小而紧凑,这样才能适用于小空间。这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还好,我在情况相似的日本有过20多年的工作经验。

那么,你会因为考虑到制造商的品牌 DNA, 而重新调整自己的设计语言吗?

我试着尽量在品牌 DNA 的范围内进行创作, 但会赋予我自己的诠释,由此提出全新的原创设计。当我为 Artifort 设计沙发 Apps 时,我明白这是一家拥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公司。他们至今仍在生产 Pierre Paulin 设计的优美家具,这是一系列充满了历史怀旧感的权威之作,而 Paulin 作品所具有的历史内核同样也为Artifort 注入了独特的个性。因此,设计时, 我会意图带入品牌的个性,做出属于今天的作品,而不是单纯复制 1960 年代。这是为什么最后 Apps 沙发在看上去圆融松软的同时,又像极了苹果手机上的某个图标。

最近采访的很多老牌设计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及到：与10年前相比,家具制造商在创新上的投入越来越少。你是否有同感？

当然。欧洲遭遇了金融危机,虽然已近尾声, 但我还是注意到那些老牌公司走向保守的趋势,最明显的现象是诞生于1950或是1960 年代的经典家具又被再度发行——这肯定不算是创新之举。人们在危机中变得更为保守, 反而会令危机进一步扩大。我个人并不曾受到危机的影响,原因在于我有足够的客户,而且我一直在开发新产品。我的一些客户甚至在危机中也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比如说？

以Gispen为例：2014年是这家公司历史上收获最丰的年份,此时恰逢金融危机发生的中期。 Gispen在创新上一直很用力,尤其在可持续性、持久性以及循环经济方面,因为他们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绿色企业。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焦点,同时也使他们得以处在科技的前沿阵地。

同另一家与你有长期合作的瑞典品牌Offecct 相似,Gispen一直关注更多的是办公家具领域。眼下发生在这个领域的创新是否会更多？

这两家公司都将办公定制家具视为其业务核心,但Offecct不生产办公桌。今天的办公空间正在经历变化,它的样子长得越来越像家, 而家却看上去有点像办公室,因为大部分时间人们在用电脑工作。于是,办公家具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长久以来,人们时常会拿Google或Airbnb的办公空间作为经典案例来讨论。你觉得发生在办公空间的变化趋势与科技创新公司的兴起有关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在历史上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呢？

在很多公司的办公园区已经不再设有固定的办公桌了,因为你可以选择三天在家工作,另外两天在公司办公。事实上,这个概念源于荷兰。应该是在1999 年,荷兰保险公司 Interpolis 的总部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根据这个概念来进行空间设计的办公空间。员工在一个开放的、没有固定座位的空间里任意选择自己想坐的地方工作。这并不是一种“潮流”，而是在荷兰随处可见的场景。 究竟哪里是你的办公地点?你的办公地点如今就是你电脑所在的地方,它可能是户外露台、公园、酒吧或是酒店大堂......你并不需要在清晨离家,外出用电脑工作,继而折返。你去办公室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与你的同事见面、交换信息或是在一起工作,而那里则更像是一个用于会务、社交和互动的场所。办公空间的变化趋势同时还带来了另一种情况：像 Gispen 这样受到办公定制业务极大影响的公司,它向私人家庭售卖的办公桌数量趋向大于办公空间,因为人们在家中也想要有张办公桌用于工作。另外,由于会议、午餐这类场合在办公时间中也变得更为重要,品牌向办公空间提供的家具类型也不同于以往。

你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你更希望在设计中植入个人的想象。那么,在与制造商合作的项目中,你通常是如何将个人想象融入到解决功能问题的方案当中的呢？

人有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直觉力,你也可以将它称之为想象力。我在设计时首先会用到我的知识,但我也会用到想象力。我很喜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知识带你去到某处,但想象力带你走向所有的地方。”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我也经历了很多训练。创造力就像是一种原力,在训练了49 年之后,我对它 的控制就更是炉火纯青。我以我的方式进行设计,但不会忘记设计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客户、使用者、材料或是委托书上提到的一切。我考量所有的方方面面,接着找到启动设计的方向或概念,再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玩” 了。这就是我的个人想象,因为它来自我的独 一无二的大脑。我的想象虽然具有独一无二性,可我的需求、行为和做事方式与所有的人却又极其相似。倘若我设计了一把对我而言很舒服的椅子,对很多人而言,它也应该是很舒服的。我的客户遍布 15 个国家,他们找我做设计不是因为我们意见一致,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故事中融入我的想象。作为一名专业的设计师,我能够欣然接受客户的语境、DNA以及要求 ;在这种考量的基础上, 我用我的观念和想象“玩”出了全新的产品。

由于难以找到制造商生产自己的设计产品,现在有很多年轻设计师会选择自产。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看过很多自产的年经设计师所做的作品。其中那些怪诞的或是涉及过多手工艺的实验作品,对于大规模量产的制造商而言,完全不具有可选择性,他们自然也不会想要生产它们。如今,为数不少的年轻设计师不考虑设计语境和工业生产,缺乏相关的知识和兴趣,所以才会提出难以生产的设计方案。在 Dezeen 上有一篇 Lucas Verweij 发表的有趣文章,里面提到,“设计师中的大多数都低于40 岁......能在大会上发言或是亮相主流媒体的50岁以上的活跃设计师几乎是罕见的......这个行业整体缺乏成熟度”。媒体热衷报道那些年轻设计师做出的疯狂设计,因为作为一张杂志上的图像,这些作品看上去奇妙无比 ;博物馆争相展示那些设计,因为它们的疯狂、怪诞、光彩熠熠,而且更像是艺术品而非工业设计品。然而,这些年轻人却无法从中营利!他们将所有积蓄投入生产一件产品,又以不菲的代价得到在米兰 Lambrate 展示它的机会。在与他们交谈时,他们会告诉我 ：“哦,这是一年中最棒的时刻!如果可以承担的话,我明年还是想花两万欧元在米兰设计周上。”当然,他们一分钱也没有挣到。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

近年里,限量作品占据你整体创作的比例是多少？

很少,5%。合作的画廊都在催促我给出更多新作品,但我目前的工作更多聚焦在工业设计上,想要做出一些售价合理、大部分人都能触及得到的产品,因为我希望人们能够通过那些工业产品来了解我的设计观点。

希望我接下来的问题不会使你不快。如果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把不同的椅子,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设计一把新的呢？

这个问题不成立。只有设计师会被问到这样 的问题。假如我是一名音乐家,写了一首新的爱情歌曲,你永远不会问我 :“如果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首爱情歌曲,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首新的呢?”也许是出于自私的原因,创作者想要表达自我,同时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另一把新的椅子,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身处的时代和世界都在不断变化着,而它恰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我同意,如果设计一把椅子的唯一原因是我们需要一个坐下的工具,那么我确实无需再设计一把新的。